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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学校长眼中的美国高等教育
来源:团委 发布时间:2020-02-20 浏览:1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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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创刊40周年之际,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弗兰克·罗兹应邀撰写文章,回顾美国高等教育40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让我们一起看看——

一位大学校长眼中的美国高等教育

  40年来,美国高等教育喜忧孰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今非昔比,学院和大学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变化。

  学院和大学持续增加。1966年美国人口约为两亿,而2006年秋天达到三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教育需求,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数量从两千多所增长到四千多所。各层次的学术机构都有所增加。

  总数的增长既包括原有学院和大学的关闭也包括新机构的建立。将近六百所学院和大学被关闭,自然选择似乎在高等教育中一样成立。

  营利性机构地位日益显著。营利性机构的招生数量占符合财务援助资格的学校招生总数的8%,这是教育界最大的变化之一。在1966年这些机构几乎不为人知,而现在约有九百所,其中最大的菲尼克斯大学网上注册总数达到近十二万人。

  公立和私立大学招生数量比重发生改变。私立大学学生数量占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从1966年的约三分之一下降到目前的四分之一,这是从二战结束持续至今的趋势。

  学生群体发生变化,教育更易获得。女性学生人数的增长是男性的4倍,大学中,女性和少数族裔持续增加,尤其是在从前受到限制的领域。

  在除了博士学位外的各个层次学位获得者中,女性都多于男性,而新增的博士中有48%是女性,几乎是1966年的4倍。在研究生院以及专业性学院中,女性比例的增长是最引人关注的。1966年获得专业性学位的女性凤毛麟角,而现在则占据半壁江山。


  少数族裔也有显著进步。四年制学院新生中非洲裔比例从40年前的5%上升到今天的11%。40年前,新生中拉丁裔的比例数据尚不充分,但现在已经占到7%。亚裔和印第安学生人数也在成倍增长。

  学院和大学越来越国际化。虽然其他国家留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但2004年美国高等院校中有超过50万留学生,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在国外学习的美国学生从1966年的不足2.5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20.6万人。美国高校至少在42个国家提供学位教育。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1960年至2000年间,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增长两倍多,约占25岁以上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2005年,将近五分之一的美国成人拥有学士学位,约十分之一获得硕士或专业性学位。

  信息技术改变大学面貌。计算机的发展为教学、研究、学生生活和许多其他方面带来极大的有利影响。整个世界和所有知识都在学生的指尖上。计算机化和学习质量间的关系是不易量度的,对计算机化的成本一直都有争论。

  学生的背景和态度发生变化。自1966年以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每年秋季对四年制大学新生进行的调查凸显了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意义。40年来,新生中母亲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从20%上升到52%,而母亲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则翻了五番,达到18%。同时,母亲为家庭主妇的比例由35%下降到不足10%。

  相似的是,1966年至2005年间,女性学生中打算继续攻读法律方面硕士或专业性学位的比例翻了四番,医学和牙医领域则翻了将近五番,打算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增长了两倍。

  40年来,学生的态度有显著的变化,对禁止同性恋法律的支持减少,也不再普遍认为已婚女性应局限于家庭。现在,学生在才智及社交上表现得更有自信,对其在包括领导力及行动力等各方面能力都很有信心。仅满足于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减少了,而期望成为优秀毕业生和期望自己挣钱读完大学的人增加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同时申请三个以上学院的学生增加了一倍多。决定读大学的各种原因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遵循父母的意愿或为了挣更多钱而读大学的学生增加很多。

  现在,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热心环保,这个比例比上世纪7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关注人生哲学的学生则从86%减少到45%;关心政治者从60%下降到36%。使“经济状况更好”这个目标在学生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从政治的角度看,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前辈相比,现在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的学生减少,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

  在文化这个更广阔的层面上,40年来在高等教育界可供比较的数据几乎没有。毋庸置疑,不同类型的学院和大学之间、甚至可能在它们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一些持续的趋势应引起广泛关注。

  公立大学获得的州财政支持不断缩水。密歇根大学现在的年收益中只有约8%来自于国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只有15%。尽管目前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州预算的长期缩紧更加导致所谓的公立大学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只是单方面的——大学财政更多来自于包括学费的私人来源,但公立大学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仍受限制。旗舰性公立大学的命运应引起公众关注,因为它们对高等教育作出了主要贡献,无论是研究生、专业性的或本科教育。现在正是国家给予它们发展的自由并承担发展的责任之时。

  学术同仁关系这一特征正在消失。“学校即社会”变成了利益冲突的委婉说法。也许“社会”如同青年一样不断变化,但是有意义的对话和同事关系的缺失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育中不断增强的部门化和不断细分的课程设置给本科教育质量带来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突出的挑战,如气候变暖、能源供给、可持续性、贫困、饥饿、冲突和战争、健康与疾病,等等,却超越了这些学科划分的界限。然而,由于职位委派和奖励被戒备性地限制在各部门之内,院校很难为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提供全面的专家意见。

  教师对学校的忠诚被腐蚀。取而代之的是遵从看不见的学派导向,比如专业性社团、学者协会和在线学者会议。有人争辩说,这种必然变化反映了前面提到的学术细分,也反映了终身教职的相对减少(40年来学术界终身教职由57%减少到35%)。另一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在研究型大学中要比在人文学院中更严重。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学校和学生会在高等教育的变革中将会更加弱势。


  结构性改革仍然艰难。美国高等教育的目标、任务和资源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自1966年以来未得到改善。人员雇佣方面僵化的部门结构制度仍然限制学校适应新情况的能力。任何改变都很艰难,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我们生活在国际化的时代,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是生存和成功的关键。然而美国目前在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没有明显增长。据《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每年印度有40万名工程师和20万名IT专业人才毕业,雇用一名印度毕业生的成本只是美国毕业生成本的12%。天才,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当前教育上的国际排名可能预示着以后国家经济的排名。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经断言:“大学的任务是创造未来,理智的思考、正确的评价会对此产生影响。”40年,我们欣然接受、坚信不疑并不断重申这一论断。  (作者 弗兰克·罗兹 系康奈尔大学荣誉退休校长,张严心编译自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